1985年12月的一个寒夜，台北七海官邸的灯光被调暗。蒋经国穿着灰色中山装回到卧室，不多言语，径直躺到那张窄木床上，双臂交叠胸前，任由护士把胰岛素针扎在小腹，随后把头偏向一侧闭目休息。窗外松涛阵阵，他不再处理公文，只在这短暂的静止中与病痛短暂和解。第二天早晨，人们依旧会看到他吃力起身，拄着拐杖到办公室；因踝部浮肿常换上旧布拖鞋，厚重老花镜也遮不住眼底的疲惫。尽管长期被糖尿病折磨，他仍坚持批阅文件，决断果敢，常在大桌上迅速翻看一件就盖下“是”或“否”。

要理解这种硬撑的性格，要回到他的青年时期。1925年，十六岁的他带着“尼古拉”这个外文名字赴莫斯科求学，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俄语、马克思主义与军事技术。饥寒交迫时，他学会在火车蒸汽旁取暖、在工地扛麻袋换取面包；这些岁月在他身上刻下了不轻易屈服的性格。1931年春，他被发配到乌拉尔煤矿，零下三十度的小屋没有炉子，长期的艰苦生活和与工头的对抗让他坚信只有强硬才能自保。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他离开苏联回国，带回流利的俄语和惊人的酒量。与父亲蒋介石在南京的重逢尴尬而微妙；表面克制之外，晚宴上的酒却让他的血糖波动剧烈。1939年他被派往赣南整顿后方，推行粮食配给、平粜、夜校与干部训练班等措施，办事雷厉风行。正是在那段时间，他与章亚若相识相助，两人在煤油灯下谈政事至深夜，短暂的情感被1942年章亚若的突发高烧夺去，至今留下许多未解之谜。他对她的记忆显得沉重而执着，随身保留着与她相关的物件直到迁台。

1949年国民党败退、父子东渡时，他的回答简单而务实：先求活下去。此后在岛上，他以“先站稳脚跟”为要务，常以高压手段换取稳定，夜深灯火通明的官邸中，他常批阅到深夜，生活起居服从公务。1950年代中期，医生发现他的血糖居高不下；母亲因糖尿病过世，他对用药并不谨慎，反而在清晨坚持跑步却又放纵地吃甜食。胰岛素剂量逐年增加，皮肤布满针眼，连耳垂长期采血也出问题。面对劝告，他常以近乎粗粝的理性回应：惧怕死亡就无法承担事情。

进入198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思潮活跃，他的体重和病情却日益沉重。1984年体重逼近两百斤，脚踝肿胀，台风夜里停电时他裹被卧床，身边人只能用手摇扇为他驱暑。许多重大改革与开放的决策，仍在他那因年老而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字迹的桌案上敲定：经济解严、党务调整、解除报禁等政策，都在他身躯沉重却意志坚定的掌控下推进。

两岸问题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1950年实行的戒严，最终维持近四十年。1986年他病情加重，外界出现他可能辞世的揣测；随后心脏和视网膜手术接连进行，体力一再下滑。1987年春夏之交的政局紧张中，他在一个闷热的会议上被问及究竟该早开启探亲通道还是晚些开，他用短促而果断的话语定下了方向。数日后政府宣布开放赴大陆探亲，机票瞬间被抢购一空，许多人在窗口痛哭，能去见久别的亲人。听到外界的哀乐，他对随从低声表示应当让人回去与家人团聚。

随着决策落地，他的身体却越发不支。1987年末已难以长行，会议桌旁的座椅被改装成有轮的代步椅，受伤出血的手指用纸包裹。他依旧坚持午间小憩——趴在行军床上闭眼半小时便起身继续处理公务。医生再三警告他别再透支，然而对他来说，时间与责任似乎比病痛更为重要，因而选择在有限的精力中继续用尽全力推动国家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