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8年至1990年间，北京举行了一次关于军队经商问题的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会议中收集了军队和地方代表的意见，并对部队的战斗力问题表达了越来越严厉的看法。会议的焦点并非简单的商业争端，而是讨论军队的主要精力应当集中在哪里。地方代表提出，部分部队参与商业活动，甚至干预物资流通，导致了利益冲突。地方人士担忧，如果没有明确的界限，军队的商业活动可能从“弥补经费”变为失控的扩张。

会议中，部分人认为应通过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军队的经商行为。而军队代表则指出，改革开放初期部队资金紧张，一些基层单位在训练与生活保障方面遇到困境，因此简单地禁止部队经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讨论变得相当激烈，万里并没有回避经费的困境，但他将注意力转向了更深层的风险。他指出，如果军队将盈利视为首要任务，其组织方式可能会因此悄然改变，军事单位与商业实体之间的界限将会模糊。

早在1985年，中央军委曾允许军队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原意是为缓解经费压力并改善部队生活，但在执行中却出现偏差。一些单位热衷于项目开发和资源占有，甚至将经营收益看得比军事训练还重要。万里早年就对这种趋势表示担忧，他强调，军队的核心使命不应该被商业活动所牵引，虽然可以有后勤保障，但绝不能让经商成为自我发展的核心。

他在会议中直言：“部队是干什么的？是练兵打仗的，不是争项目、抢生意的。”这不仅是针对个别单位的警示，更是对各级负责人发出的提醒，军事组织的成果应当以军事能力为评判标准。万里进一步指出，军队若从事商业活动，可能形成各自为政的小集团，维持经营需要不断筹钱，而资金来源可能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从而妨碍训练和提升战斗力。

有人质疑：“经商赚了钱，枪能打仗吗？”万里当即反问：“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这句话直击本质，强调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他认为，军队的最重要财富是纪律、训练以及执行命令的能力，而非财务收入。若官兵过于专注于商业活动，训练时间被压缩，战斗素养将逐渐下降，最终酿成更大的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万里并非出身军队，也未长期担任军方高职，但他面对军方代表时的尖锐批评，源于对国家制度与军队建设的责任感。作为全国人大，他深知立法与监督的重要性，军队问题与他们的职责息息相关。

万里的这种风格贯穿了他整个政治生涯。在安徽凤阳小岗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过程中，他没有退缩，支持基层创新并推动农村改革。同时，他也强调个人的规矩，与改革的大胆相辅相成。在改革开放之后，面对商界热潮，万里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应使用父辈的影响力进行商业活动。

1998年7月，中央决定停止军队、武警与政法机关的商业活动，逐步剥离军队的经营性企业。多年的争议通过明确的制度安排得以解决，万里的早期担忧在这次调整中得到了印证。军队经商问题不仅关乎经费、后勤和地方利益，更涉及权力的边界，并非一句口号能够解决。万里所说的重话，实际是警示军队应保持军事本色，切勿让商业利益侵蚀指挥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