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养老金并轨走过12年，过渡期结束，制度口径、计算公式和调整办法表面统一，但现实中的待遇差距依然刺眼。许多人翻开存折，发现并没有感到公平和安全。

先看几组数据：2026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基本养老金约3640元，中位数仅3050元——超过半数的企业退休人员每月不到3050元，近45%不到3000元。大量改制下岗和小微企业退休者的养老金集中在2200至2900元。相比之下，机关事业单位算上职业年金后的月均待遇在5870元至8136元之间，差额可达4500元以上。一位在企业工作41年、月领3080元的李师傅，与同年入职后来调入事业单位的老同学相比，退休收入天差地别；同样的岗位、同样的工龄、仅因一纸调令，晚年生活悬殊。这并非偶然，而是制度长期积累造成的结构性不公。

更令人担忧的是城乡差距。2026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只有163元。约1.73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领取者多为农村低收入群体，90%按每年300元的最低档参保；另有约1500万60岁以上农村老人未参保，主要分布在偏远欠发达地区。城市与机关事业、农村之间，待遇差距有的一倍多，有的甚至数十倍，难以称作统一的保障体系。

差距从何而来？可以归结为三把“隐形尺子”：

第一，把“视同缴费年限”的起点设得不同。企业职工的个人账户建立多在1992至1996年间，同样是1980年参工者，到2026年退休的企业职工往往只被认定5到10年视同缴费年限；而机关事业单位的视同缴费截止统一到2014年，等于多认定了近二十年。此外，计算系数不同——企业多按1.0核定，机关事业按职务职级有1.2至1.7不等。结果是看似“没缴费”的工龄反而被更高权重计入，导致同样工龄的人员待遇差异扩大。

第二，职业年金的配置差异。并轨时为机关事业单位强制建立职业年金（单位缴8%、个人缴4%），全国月均补充待遇约786元；而企业年金自愿建立，覆盖率长期偏低，截至2026年仅约7%，超过九成企业退休人员没有这一项额外收入来源。

第三，缴费基数的差异。机关事业单位按实际工资足额缴费，许多企业尤其小微企业长期以当地社平工资60%下限申报。相同名义工资下，长期按低基数缴费，会让个人账户余额相差数万甚至十几万元。

这三条因素叠加，使得并轨后新制度的“统一”难以抹平历史积累的存量差距。近年来政策方向已有调整迹象：2026年国家规划和人社领域中长期规划将“提高低待遇、控制高待遇”的原则写入文件，政府工作报告也提高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部分地方试行按基准线对低档养老金给予较大额外挂钩增长、对高档给予较小增幅等差别化调整，使增量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但这些“提低控高”的做法只能改变增量分配，难以触及存量差距的根源。若不调整视同缴费的“双轨”认定、提升职业年金覆盖率、规范企业缴费基数，仅靠每年在调整中多涨几十元、几百元，难以填平几千元乃至更大幅度的月收入鸿沟。

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另一重矛盾：部分老年人享受全天免费公交、高额退休金和职业年金等多重优待，而另一部分农村老人却只有每月几十或一百多元的基础保障，甚至存在未参保、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人群。这种“老年人内部的不平等”在城市生活中也常被放大——有人抱怨早高峰免费卡造成拥挤，有关部门则以政策普惠性和保障刚性需求为由不便取消优惠，采取加密班次等方式应对。表面上的老年优待与底层老年人的生存困境并存，形成强烈的社会反差。

公众讨论往往把“养老压力”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呼吁年轻人理解、鼓励全民多缴、倡导社会共担，但真正关键的问题是：面对分化严重的养老红利，谁来为农村低保线、为企业退休与事业退休之间的巨额差距买单？若不正视历史积累的制度性差别，仅靠年度调整与鼓励缴费，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平与可持续。社会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与财政安排，以弥合并轨后遗留的结构性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