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起初难以相信：美国长期弄不明白，一个从未出国留学的中国物理学家，怎么能提出与西方完全不同、并被证明可行的氢弹构型。于敏并非留洋名流，而是土生土长、在国内成长起来的顶尖理论物理学家，却在国家需要时转身投入绝密的核武器研发，最终提出了后来被称为“于敏构型”的热核方案。

1964年10月，我国首次进行了原子弹试验，正式进入核国家行列。但外界普遍认为我们“有弹无枪”——缺乏远程投送能力；苏联则进一步指出，仅有原子弹威慑不足，还要有氢弹才能算是真正的核底牌。面对运载工具与热核武器两项短板，我国科研部门并行攻关。钱学森等人推动“两弹结合”的工程，不久便完成一系列验证，1966年10月，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核弹通过导弹实现远程投送，打破了“有弹无枪”的质疑。

氢弹理论的攻关在极度保密的环境中推进。1965年秋的攻关关键期，于敏在上海的一次关键会议上，用代号向远在青海的邓稼先传达了突破性的构想；内部人员都明白，这是一个全新构型思路的诞生。经过一年多的推演与计算，理论体系基本成型，随后进入工程化制造与试验准备。1967年6月，我国用轰-6投放的首枚热核试验，爆炸当量达约300万吨，证明了这个设计的实战价值。那年于敏41岁；事实上他在39岁时就已完成核心理论的推导。此后数十年，他和相关成果都处于绝密状态，直到1988年资料逐步解密，公众才知晓这段历史。

全世界的热核武器技术长期沿两条不同路线发展：美英法苏采用的是以美国Teller–Ulam（常称T-U）构型为代表的方案，而我国走出了独立的于敏路线。两者的设计逻辑截然不同，长期维护与实战适配方面的差别也很明显。

简单说，T-U型通过在弹体内留出大空腔，使初级裂变装置产生的X射线被外壳反射并形成等离子体，从而对聚变燃料进行压缩，依赖裂变“火花塞”和氚等材料来触发聚变。该方案的一个天然弱点是对氚等短寿命核材料的依赖：氚半衰期较短，需定期对弹头进行拆检和更换，维护成本和复杂程度很高。于敏构型的关键创新则是在辐射驱动体系中引入定向的“辐射透镜”概念，把X射线更高效地聚焦到聚变材料上，不再需要巨大反射腔，能量利用率更高，同时大幅降低对氚等耗材的依赖，便于长期储备、降低维护频率，也更利于弹头小型化与实战适配。

因此，西方后来大规模退役传统大当量热核弹、转向其他设计路线，部分原因是原有T-U型在养护和缩小化方面的局限。有些国家发展了带有铀238外壳的放大型设计（即在外层靠快中子使铀238发生裂变放大威力），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体积或提高当量，但同时会带来更大的放射性污染与不同的战术考量。相比之下，于敏构型天然适合实现既有大当量又低附带污染、易于长期保存的热核武器目标。

于敏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内从事基础理论研究与保密的应用研究，国家需要时毅然投入国防科技工作。以他和同时代无数隐姓埋名的科研人员为代表，中国在面对外部封锁时，通过自力更生完成了原子弹、两弹结合和氢弹的全套研发。这套本土形成的热核技术体系，至今仍是我国战略威慑的重要基石，背后凝聚的是长期在沙漠试验场和实验室中日夜运算与验证的科研力量。